材料一：
自先秦以降，“义利之辨”一直是儒家讨论的话题。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提倡重义轻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里仁》），主张“见利思义”，先取义然后取利，强调用义来约束人的行为。孟子则进一步认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 （《孟子 梁惠王上》）孟子强调如果一个人轻公义、重私利，就容易导致人贪婪。孟子直接取义而否定利的做法使得义与利绝对对立，二者绝对二分。相对孟子此种义利观，儒家第三位代表人物荀子则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义与利者，人所两有也”。在道德价值观上，荀子将二者统一起来，而不是仁义与功利相互排斥、对立、冲突。西汉儒学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认为义利要“以义为主，以利为辅”，提出“正其道而不谋其利，修其理而不急其功”的观点。董仲舒之所强调“义”，正是由于他提倡“春秋大一统思想”，也正是在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崇“义”，但他并非否定合理的“利”，因为利民之事反过来说就是“义”之举；到宋代，程颖、程颐将儒家“义利观”推向极致，提倡“贵义贱利”，完全抹杀了利的存在。尽管这观点到南宋得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支持和推广，成为此时的主流思想，但还是受到了永嘉学派代表叶适、陈亮等事功主义的反对，认为没有“利”的“义”即为空谈，毫无价值可言，所以他们将“义”与“利”相结合，提出“义利并重”的观点。
通过对儒家“义利之辨”问题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成人”之价值取向。例如孔孟过分地强调“义”而孤立“利”，这体现了“成人”理想至上的道德价值。而事功学派过分地强调“利”，必然会导致对“义”的失衡，这体现了“成人”现实性、世俗性、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很容易滋生社会问题。此外，荀子、二程、董仲舒等人将二者统一起来，“义利并重”，此种观点成为最符合人类的“成人”的价值标准和“义利”判断。当然，当人们处在道德困境时，“义”的优先性仍是“成人”的道德价值取向，例如见义勇为。
（摘编自钟纯《儒家“正己”哲学意蕴及其维度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无条件服从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使得全国人民陷入一种“羞于言利”、“不敢逐利”的境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的羞耻感在他们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刻，先秦儒家义利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一方面承认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倡导用道德的方式来约束利益获取的过程，“义利兼顾”、“以义导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明白，“羞于言利”、淡化物质利益的观念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统一观不仅应当固守而且必须发扬光大。先秦儒家的“重义”精神与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观念相互协调发展，有利于倡导一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尊重他人的利益实现、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使自己的谋利行为更符合“义”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与解放，但他们同时强调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的自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公与私、个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突出问题。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对于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也能产生极为有利的推动作用。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坚持集团利益、社会利益为先，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每一个社会主义的集体，都要真正代表和凝聚其成员的个人利益，鼓励个人去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按照最大限度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规律与按劳分配的原则，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空间，并最终实现集体与个人的和谐平衡发展。
人是趋利的个体，也是道德的主体。以人为主体的道德活动分为自我道德意识活动和自我道德实践活动。自我道德意识活动和自我道德实践活动的统一，形成了道德主体自身道德结构的稳定性。先秦儒家义利观的终极价值取向是对高尚道德境界与道德人格的追求，先哲们提出的“见利思义”，不仅是要人们按照“义”的标准谋利，更是要为人们指明在面对利益诱惑时如何控制自己欲望的思想原则。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提倡这样的观念，有助于人们摆脱心灵的空虚，找寻精神的归宿，完成内心道德准则的确证，并最终实现全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摘编自方兴《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的现代启示》）
1.下列对材料一中儒家“义利之辨”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义应该重于利，也应该先于利，且义和利是君子和小人的分水岭，但并非完全否定利。
B.儒家第三位代表人物荀子认为义和利并非二分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统一起来，这一看法不同于孟子义利观。
C.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和朱熹主张义为重、利为轻，将儒家义利观推向极致，使之成为两宋的主流思想。
D.事功主义者不仅反对完全抹杀利，而且强调义需要利支撑，否则义即为空谈，这体现了功利性的价值取向。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不过两则材料论述的重心其实并不相同。
B.材料一依时间顺序梳理了儒家义利之辨的过程，认为义利并重最符合人类的义利判断。
C.材料二认为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一个核心内容是认同人们用合乎义的方式获取合理的利。
D.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全国陷入羞于言利的困境，应借鉴先秦儒家的义利观。
3.下列说法不能支撑材料二儒家“义利之辨”核心内容的一项是（3分）（ ）
A.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B.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
C.于义合者为利，于义背者为害。
D.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4.结合两则材料，谈谈先秦儒家义利观对当今社会具有怎样的启示？（4分）
5.《吕氏春秋》记载了“子路受牛”的故事。请结合材料，从义利之辨的角度，谈谈你对故事中其他弟子和孔子不同态度的理解。（6分）
有一个人掉在水里，快要淹死了，孔子的学生子路经过，就立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这个人为了感谢子路的救命之恩，就牵了一头牛送给他。子路接受了，回来欢欢喜喜地告诉老师和同学。其他弟子都在背后议论，觉得子路既然救人，就不应该接受牛。谁知孔夫子却很高兴，称赞子路做得对，说道：“从此之后，再见到溺水的人，必定人人奋力相救。”
答
1.C（“使之成为两宋的主流思想”扩大范围，原文是“这观点到南宋得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支持和推广，成为此时的主流思想”）
2.D（“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全国陷入羞于言利的困境”因果逻辑错乱，原文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无条件服从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使得全国人民陷入一种‘羞于言利’、‘不敢逐利’的境地”）
3.B（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一方面承认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倡导用道德的方式来约束利益获取的过程。ACD强调合乎义的利则可求，不合乎义的利则不可求；B则将义与利完全对立割裂。）
4.①形成“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强调“义”地优先性。人们处在道德困境时，“义”的优先性仍是“成人”的道德价值取向，例如见义勇为。②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③确证内心道德准则，实现全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答“追求高尚道德境界与道德人格”亦可）（一点2分，答到两点即可得4分）
5.①其他弟子在背后议论，实则是认为“义”和“利”是二分对立的，救溺水之人是行义，但接受牛就是谋利，君子应该舍利取义（3分）；②孔子感到高兴并赞扬子路，实则是主张“见利思义”，君子可以先取义然后取利，利合乎义则可求，这样做还可实现全社会精神文明的提高。（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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