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要求和条件，是国家认同

材料一：
在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要求和条件，是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是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治理实践。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构建乡村治理命运共同体，以共同体的力量增进有效治理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
适应国家宏观乡村治理的新时代调整。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中国农村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但是伴随农村社会的急剧变迁，“乡政村治”型的分治格局越来越难以承载流动、异质、离散的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在此背景下，国家先后对乡村基层治理做出了适应乡村新时代发展的统一制度安排，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强调“支持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战略安排意味着要夯实乡村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超越竞争与“分治”思维，运用“共治”“融合”“命运共同体”等思维和机制增进乡村有效治理。
顺应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治理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多元化、异质型的乡村社会发展变迁日益挑战着原有乡村基层组织的整合与内聚功能。一是乡村社会自主性增强与公共性不足并存。受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等结构性外力的推拉，村庄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日益超越地缘共同体限制。一方面建立在静止的熟人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有机团结日益受到严重挑战，乡土社会离散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乡村社会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公共性弱化。这决定了乡村社会发展需要激活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将多元主体的公共性、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嵌入治理命运共同体这一制度性关系和组织体系。二是建立在农耕型社会基础上的同质型生存需求向建立在复合型社会基础上的异质型发展需求转型。面对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向度、多类型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乡村社会何以从更快向更好发展，单方治理主体供给模式捉襟见肘，协调与整合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自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抓手。三是乡村显性距离在缩小的同时隐性距离在加大。在一定意义上，随着交通技术愈来愈发达，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已不再是空间距离，更多的是理念、思维等隐性的心理距离，阻碍了乡土认同，这就需要通过治理命运共同体的形塑，缩短无形距离，更好增进多方主体的互信，夯实乡土认同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应小丽《以共同体思维与合力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材料二：
“治大国如烹小鲜”，乡村治理是一门大学问。自治、法治、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发挥着“自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民心”的功能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法治太‘硬’，德治太‘软’，自治太‘任性’”的局限性。单一治理方式存在“短板”，两两结合的治理方式能够取长补短，但应对复杂多变的治理难题时往往捉襟见肘。与之相反，“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既能优势互补，又能体现协同效应，往往优于单一治理方式或两两结合的治理模式。法治保障和道德约束下的自治是维护农村基层民主权利，实现村庄和谐有序的“光明大道”。自治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能够有效整合村庄资源，激发村庄主体活力，通过内驱动力这个“发动机”破解乡村治理困局。值得注意的是，自治需要法律保障和道德约束，以避免其走向无序和人治。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德法并重的治理模式体现出了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法治作为“硬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和安定有序的治理环境，为治理主体和对象提供行动指南和行为规范，是实现乡村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针对法律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以及乡村社会法治建设相对滞后的现实，乡村德治无疑是重要“补给”。以自治组织为载体，以法治为保障的自治在农村具有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持久的生命力。“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德治作为“软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是实现乡村善治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总体而言，“三治结合”有助于实现“1＋1＋1＞3”的治理效能最大化。
（摘编自唐皇凤、汪燕《新时代“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国家先后对乡村基层治理做出了适应乡村新时代发展的统一制度安排的重要动因是“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很难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
B．乡村的有效治理主要意义是增进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次要意义是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还能在保证秩序的同时激发乡村活力。
C．传统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某种意义上是地缘共同体，村民之间大多彼此熟悉，这有利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整合与内聚，加强乡村团结。
D．新时代的乡村治理要强化乡村公共性，激活人们的共同体意识，协调与整合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塑造治理命运共同体。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鼓励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它是党组织领导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共建、共治和共享的治理体制。
B．改革开发后，我国农村从农耕型社会向复合型社会转变，建立于其上的同质型生存需求也相应地向多层次、多向度和多类型的美好生活追求转型。
C．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效能很强的治理模式，其中自治是最基本的的治理方式，而法治和德治对自治进行法律保障和道德约束。
D．德治作为“软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刚柔相济，两者是实现乡村良好治理的“左膀右臂”。
3．下列各项中，不符合文中材料观点的一项是（    ）
A．长兴县水口乡徽州庄村通过传承“家”文化，传播好家风好家训好故事，形成村民自我约束，互学互比的良好氛围。
B．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对散落的典故传说、名人事迹进行挖掘整理，让美丽乡村有美丽故事，夯实乡土认同的社会基础。
C．少数乡村基层干部厘清职责范围，认为家庭纠纷可以调解，而对村民之间的经济和土地纠纷则主张当事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端。
D．罗江区推广党领导下的定向议事会议代表制度，实现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4．请简要分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论证思路。
5．结合文本材料，你认为应该如何提升乡村“自治”的效能。

答
1．B.“主要意义是增进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次要意义是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错，原文材料一第一段“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要求和条件，是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统一，是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是不断增强广大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治理实践”两种意义是并列的，没有强调主次之别。
2．D.“两者是实现乡村良好治理的‘左膀右臂’”错， 原文材料二“德治作为……是实现乡村善治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是说“德治”，而不是“德治与法治”这两者。
3．C.“主张当事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争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符合材料中强调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4．材料一首段提出可通过构建乡村治理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后两段分别从国家政策调整和社会发展转型两个角度分析原因。材料二围绕法治、德治和自治提出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5．遵循“自治”的基本的治理方式，激发治理主体内在活力。以法治作为“硬约束”，德治作为“软约束”，德法并重，维护自治环境。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做到协同互补。
【解析】
4．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证思路的能力。
围绕如何开展乡村治理，材料一侧重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材料二侧重解决问题。
材料一，共有三段。其中第一段“从发生学角度来看，构建乡村治理命运共同体，以共同体的力量增进有效治理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即首段提出可通过构建乡村治理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第二、三段“适应国家宏观乡村治理的新时代调整”“顺应农村社会发展转型的需要。治理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发展变化取决于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即后两段分别从国家政策调整和社会发展转型两个角度分析原因。
材料二，本文标题是“新时代‘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可见，文章侧重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分析新时代“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开篇第二句“自治、法治、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发挥着‘自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民心’的功能作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既能优势互补，又能体现协同效应，往往优于单一治理方式或两两结合的治理模式”，即围绕法治、德治和自治提出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5．
本题考查学生对文章信息的整合和对内容的理解、概括能力。
结合“自治作为乡村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能够有效整合村庄资源，激发村庄主体活力，通过内驱动力这个‘发动机’破解乡村治理困局”可知，要遵循“自治”的基本的治理方式，激发主体内在活力。
结合“法治保障和道德约束下的自治是维护农村基层民主权利，实现村庄和谐有序的‘光明大道’”“自治需要法律保障和道德约束，以避免其走向无序和人治”“以法为主，以德为辅，德法并重的治理模式体现出了刚柔并济的治理艺术”“法治作为‘硬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和安定有序的治理环境”“德治作为‘软约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可知，以法治作为“硬约束”，德治作为“软约束”，德法并重，维护自治环境。
结合“自治、法治、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三治结合’乡村治理模式既能优势互补，又能体现协同效应，往往优于单一治理方式或两两结合的治理模式”可知，坚持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做到协同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