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但离开了《诗经》的传统，就无从谈起。那么，钟嵘的《诗品》到底是如何接受和发扬《诗经》传统的呢？
首先，钟嵘在突出五言诗体制优势的同时，并未否定《诗经》的典范价值。他在《诗品》总序中曰：“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此处四言，即指《诗经》。钟嵘所论“文约意广”与下文“文繁而意少”并不矛盾，前者就《诗经》特点而言，后者乃评汉魏以来的四言诗创作。他认为以四言句为主的《诗经》，具有语言精约而意蕴深厚的特点，而其后的四言诗创作，本该“取效《风》《骚》，便可多得”，然而与《诗经》创作成就比较相差甚远，文繁意浅，内蕴不足，再加上五言诗的兴起，故汉末以来文人多转而进行五言诗的创作。虽然钟嵘更强调五言诗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然而他并未将“风诗”“文约意广”的特点抹杀掉。
其次，钟嵘重视“诗人之风”的传统。他批评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就是以此为标准，所谓：“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钟嵘十分痛心地指出汉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词赋，而丧失了“诗人之风”，《诗经》时代创作诗歌的传统。另外，从他对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致”的评语来看，其隐含的评价标准是《国风》委婉含蓄的审美趣味，所谓“诗人之风”，还指汉代文人诗已经失去了意在言外的“风诗”传统。
更重要的是，钟嵘将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诗推源到《风》《雅》上。据钟嵘的推源溯流，大体有《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之分。其中，《国风》派是钟嵘格外倾心的。他论上品之《古诗》“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故源于“文约意广”的《国风》。钟嵘又论上品之曹植诗亦“源出于《国风》”。他对曹诗有“情兼雅怨”之评。何谓“雅怨”？有学者认为曹诗“雅”源于《诗经》，“怨”出于《楚辞》；有学者认为“雅怨”之评，指曹诗兼具《国风》与《小雅》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感特质。笔者则认为，“雅”即正，“雅”“怨”之情皆符合《诗经》传统，皆符合性情之正。就文体风格而言，钟嵘评曹诗“体被文质”，曹诗的情感表达既含蓄蕴藉而又鲜明爽朗；而《国风》相较于《小雅》，语言更为质朴，又往往意在言外，不失于委婉。钟嵘认为曹植五言诗无论是情感性质，还是艺术风格都达到了《国风》的高度。
另外，钟嵘亦很重视五言诗作者对《诗经》讽喻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如他评西晋左思诗源出于同列于上品的建安刘桢诗，论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讽谕即委婉喻示之意。钟嵘将正始名士何晏诗列为中品，评其《鸿鹄》之篇“风规见矣”，“风规”乃“讽谏”之意。何晏《言志诗》有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反映与讽规。
（摘编自汪群红《论〈诗品〉对〈诗经〉传统的接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钟嵘《诗品》继承并发扬《诗经》传统，以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为品评对象，进行品级评定。
B.钟嵘认为，汉魏以来的四言诗文繁意浅，意蕴不足，其创作成就远不如以四言为主的《诗经》。
C.钟嵘强调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且突出五言诗的体制优势，并未否定《诗经》的典范价值。
D.钟嵘以“诗人之风”传统为标准来评判汉代文人的五言诗，并认为汉代文人士大夫丢失了这一传统。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文章以“他认为”“据钟嵘的推源溯流”“有学者认为”等词语对观点表述作出限制，立论审慎。
B.本文采用总分总的论证结构，先使用设问句式提出议题，然后从四个方面阐述观点，条理清楚。
C.文章第二段引用钟嵘《诗品》总序中 一段说法，有助于论证汉代文人五言诗的重要性。
D.文章第四段采用诠释法对“雅怨”给出三种解释，用比较法意在指出作者的观点与钟嵘相同。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五言诗具有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为详尽恰当 特点，汉末以来的文人多进行五言诗的创作。
B.钟嵘将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诗源出分类为《国风》《小雅》《楚辞》三派，其中最为推崇文约意广的《国风》派。
C.钟嵘认为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且在情感特质和艺术风格上都可与《国风》比肩，从而将曹植诗列为上品。
D.钟嵘评何晏《鸿鹄》之篇为“风规见矣”，并将其诗列为中品，可见钟嵘很重视《诗经》讽喻精神的承传与发扬。
答
1.A【解析】A项，“以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为品评对象”错误，原文说“《诗品》主要品评的是汉魏至齐梁间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原文是说“主要品评……”，选项缩小了范围。
2.A【解析】B项，“本文采用总分总的论证结构”错误，本文采用的是总分式的论证结构。C项，“有助于论证汉代文人五言诗的重要性”错误，第二段第一句“钟嵘在突出五言诗体制优势的同时，并未否定《诗经》的典范价值”为总结句，后文紧跟着引用钟嵘《诗品》总序中的一段说法，应是有助于论证《诗经》“文约意广”的典范价值。 D项，“用比较法意在指出作者的观点与钟嵘相同”错误，文中没有进行比较；第四段只说“钟嵘将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诗推源到《风》《雅》上。……《国风》派是钟嵘格外倾心的。钟嵘又论上品之曹植诗亦……，钟嵘认为曹植五言诗无论是情感性质，还是艺术风格都达到了《国风》的高度”，文中没有明确表示“作者的观点与钟嵘相同”，选项无中生有。
3.B【解析】B项，“钟嵘将两汉魏晋南北朝文人的五言诗源出分类为《国风》《小雅》《楚辞》三派”错误，原文是“据钟嵘的推源溯流，大体有《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之分”，选项忽略了文中的“大体”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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