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石窟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20世纪九十年代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石窟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由于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规模的敦煌石窟图录不断推出，学术界较容易查阅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同时，随着交通和旅游设施的改善，到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有了更好的条件，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敦煌石窟研究的行列中。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也呈现与日俱增的态势，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总结性的成果，另一些领域则出现了开拓性的重要成果。
在石窟考古和美术史研究方面，出现了开拓性的成果。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文物工作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不仅对洞窟内容做了详尽而客观的记录，而且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突破，在洞窟中的主题内容考订以及时代的推断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采用数字化扫描等最新科技进行测绘图的制作，参考C14探测技术进行年代分析，体现了考古学与科技的结合。按敦煌研究院的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将会编撰成100册。在敦煌学已发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石窟本体的考古报告虽然才完成了第一部，反映了其艰巨性，但毕竟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为今后的石窟考古研究开辟了道路。此外，以笔者领衔的团队编撰的《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意在以美术史学的方法对敦煌一千多年的美术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对美术风格、样式及其源流的深入研究，揭示敦煌美术发展的脉络及其艺术史的意义。按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美术史研究将要完成5卷。
在敦煌服饰研究领域，虽然早年已有研究，但在21世纪初有了成规模、有计划的研究，这方面主要有以包铭新教授为代表的东华大学服装学院研究者对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和复原；以刘元风领衔的北京服装学院的研究者对敦煌各时代，特别是唐代人物服装以及装饰绘画方面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不仅在敦煌石窟研究中开拓了新领域，而且对中国染织服装史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美学、音乐、舞蹈以及民俗文化、古代科技等方面对敦煌石窟进行了研究。
敦煌石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目前研究仍非常不足，对其中的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内涵远远没有研究透彻。因此，今后的研究首先应该注重从宏观历史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敦煌石窟的本质特色、价值意义等；从敦煌石窟一千多年不断营建的历史中，揭示石窟艺术所反映出的各时期宗教思想、文化思潮、艺术审美等因素的历史变迁。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在各地留下了无限丰富的历史遗存，但像敦煌石窟这样延续了一千多年，各个时期都保留着大量丰富图像资料的文化遗产则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敦煌石窟，应该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特质，为更好地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服务。
（摘编自赵声良《敦煌石窟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材料二：
未来敦煌学的发展，还要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的范式和历史学的范式，当然这两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会有交叉或重合。所谓文献学的范式主要包括文字释读和写本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内容。历史学的范式则是将经过处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比较而言，文献学范式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历史学范式则是利用文献学范式的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以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献学工作，利用历史学范式对其开展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敦煌遗书的主体是印刷文本流行之前的手写文本。学界最初主要关注的是敦煌写本的文字内容，对写本自身的特点关注不多。进入21世纪以来，专门关注写本特点的敦煌写本学悄然兴起，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新范式，成为敦煌学的新的分支或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不仅在敦煌写本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探索，用它对敦煌写本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
写本学之外，社会学范式也被引入到敦煌文献研究中。如孟宪实的《敦煌：民闻结社研究》重点从结构、功能的视角重新解读敦煌写本社邑文书，以及敦煌社邑及其活动，这是以往文献学和历史学范式未曾涉及的视角。佛教本生故事画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研究也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如在对睒子本生故事画、鹿王本生故事画等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思考图像产生的社会、宗教背景，以及图像背后的宗教功能，表明将艺术史和宗教学、社会学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逐步得到应用。
王昊的《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则是利用叙事学范式重新解读敦煌小说，分析了敦煌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语言、叙述者及修辞等。
胡连利的《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从传播学视角考察了敦煌变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传播史上具有的独特意义，由此探讨变文的传播所反映的文化意义。邹清泉将藏经洞约1173件《维摩诘经》写卷看作一个整体，通过中古敦煌《维摩诘经》的翻译、书写、流传与庋藏情况来考察该经的传播史，这是利用传播学的范式考察敦煌佛教典籍的流布情况。
把原有的研究范式扩大到新的领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研究范式转变。总体来看，敦煌学界在利用新范式和开拓新视角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相关成果还不够多，今后应该在这方面加大创断力度，推动敦煌学深化拓展，促使新成果不断涌现。
（摘编自郝春文《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1．下列有关敦煌学研究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敦煌学研究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如今正焕发新的生机，研究成果多，进度快。
B．随着考察条件的改善和科技手段的提升，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完成已经指日可待。
C．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敦煌石窟研究，将有力推动其研究内容的深入和领域的拓展。
D．敦煌学研究不仅仅在考古领域贡献突出，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方面也意义非凡。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目前，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性、开拓性成果都与日俱增，前者得益于相关史料日趋丰富，后者得益于实地考察更加便利。
B．樊锦诗的研究方向是石窟考古，赵声良则致力于石窟美术史研究，两者比较，考古工作的成果更具开拓性，影响更深远。
C．未来敦煌学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历史学范式的应用，写本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D．两则材料表述重点不同，前者重在呈现敦煌石窟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者重在对敦煌文献的研究范式和视角进行阐述。
3．下列成果不能作为材料二论据的是（ ）
A．《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附有所收全部文书的高清图版，均采用彩印模式，方便了读者阅读。
B．《敦煌讲唱文学叙事研究》重新解读敦煌讲唱文学，分析了敦煌词文、故事赋及话本等的叙事技巧。
C．《敦煌写本文献学》在敦煌写本学理论方面深入探索，是全面考察敦煌写本文献特点的集大成之作。
D．《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为例，借分析文学写本内容构成来探寻结集者的心灵世界。
4．两则材料在论证上有哪些共同点？请简要概括。
5．如果你立志从事敦煌学研究，请结合材料谈谈未来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

答
1．B.“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完成已经指日可待”于文无据。由原文材料一第二段“按敦煌研究院的计划，全部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将会编撰成100册”“石窟本体的考古报告虽然才完成了第一部，反映了其艰巨性，但毕竟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为今后的石窟考古研究开辟了道路”可知。
故选B。
2．D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
A.“前者得益于相关史料日趋丰富，后者得益于实地考察更加便利”错，由材料一第一段“由于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大规模的敦煌石窟图录不断推出……在一些领域形成了总结性的成果，另一些领域则出现了开拓性的重要成果”可知，相关史料的丰富性和实地考察的便利性是总结性成果和开拓性成果与日俱增的共同原因；
B.“考古工作的成果更具开拓性，影响更深远”于文无据；由材料一第二段“在石窟考古和美术史研究方面，出现了开拓性的成果”可知，原文没有对两种考古成果作比较。
C.“写本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错。根据材料二第一段“未来敦煌学的发展，还要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第二段“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的范式和历史学的范式”可知，写本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传播学范式是不同于传统范式的新范式，原文并没有指向它们是历史学范式的体现。
故选D。
3．A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
材料二主要观点是“积极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A.是敦煌遗书图片的刊布工作，不属于敦煌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索。
4．①论证内容上，都介绍了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发展方向；②论证结构上，整体都采用“总—分—总”式结构，主体部分都采用并列式结构；③论证方法上，都大量运用举例论证；④论证语言上，都体现学术语言的特色，表达严谨，逻辑严密。
5．①注重从宏观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敦煌石窟的本质特色、价值意义，加大对敦煌石窟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内涵及历史变迁的研究力度；②注重揭示蕴含在敦煌石窟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特质，更好地传承、创新中华文化；③加强利用历史学范式对敦煌文献开展深入研究；④不断开发新范式，开拓新视角，加大新成果的创新力度，推动敦煌学深化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