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骆宾王“秋九咏”诗是一组典型的咏物诗,诗中涉及的九种秋日物事,秋风、秋月、秋水、秋云、秋露、秋雁、秋蝉、秋萤和秋菊,各具风致,也是传达诗人心曲的绝佳载体。独独这首《秋萤》(玉虬分静夜,金萤照晚凉。含辉疑泛月,带火怯凌霜。散彩萦虚牖,飘花绕洞房。下帷如不倦,当解惜余光),写得凄清迷离,却在篇末振起,落在了“惜余光”三字上。在这里,诗人采用了一个关于萤火虫的最经典也最俗套的典故:囊萤。这是一个关于勤学的典故。骆宾王在诗里说,要是有人依然闭门苦读(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室内读书)而孜孜不倦的话,也应该会像车胤一样,懂得惜取这秋萤散发的光亮吧。——因为囊萤典故的加入,看上去使得这首诗沦为比较粗暴的“劝学诗”,充满着道德上的劝诫,并不算有多么可爱。可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这首诗前面六句在情境和感官上的营造,难道就为了最终得出一个“励志”的结论?
一首好的诗歌,在适当的时候,要能够摆脱互文性的束缚——尤其是熟典,它是一种业已凝固而不具有歧异性的互文性——而唤醒和更新它周遭的经验,这种经验是鲜活的,第一手的,而不是经由无数前文本改造过的“套路”。因为前六句的努力,骆宾王的这首《秋萤》已经有足够的势能来抛开那个属于车胤的典故,而回到那个观看秋萤的瞬间,回到切身经验上来。在那一派晚凉中,这些萤火虫于阒寂里带来了热——哪怕它的火并不具有温度。那是热肠之人在这个秋夜动情的瞬间,只是为节候变迁之余,这一抹尚未为秋霜夺去的倏然耀眼吧?这是诗人的不甘心和未能忘情。这种未能忘情,何尝不是另一种感时伤事?
(摘选自唐诗贯珠《骆宾王:诗人独负洛阳才》)
材料二: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始于摹仿,文学创作同样也不例外。“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推翻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而在以古为尚的中国,摹拟更是经典形成以后的普遍风气,从魏晋到南北朝之间拟古一直是诗坛的时尚,在陆机、谢灵运、江淹等诗人的创作中,拟古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直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创作中还明显留下拟古的痕迹。拟古的结果形成古典诗歌普遍而清晰的互文关系,并渗透于诗歌文本的各个层次。甚至可以说,互文性是中国古典诗歌最突出的文本特征,也是古典诗歌作品最普遍的现象。
鉴于诗歌史上普遍的摹仿和因袭关系,梁代钟嵘《诗品》就用推源溯流之法论列历代诗人,揭示其间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其实质正是出于对其作品互文性的体认。唐朝诗僧皎然《诗式》将文本的相似概括为语、意、势三个层次的“三同”,而作者的有意摹仿便有所谓“三偷”。偷语之例,如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有“日月光太清”句,陈后主《入隋侍宴应诏》诗拟作“日月光天德”;偷意之例,如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有“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句,沈佺期《酬苏味道》化作“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偷势之例,如嵇康《送秀才入军》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句,王昌龄《独游》脱胎为“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嗟此罹忧患”。皎然的“三偷”之说虽从语词、取景、立意的不同角度区分了诗歌文本中不同类型的摹仿,但由于唐代诗学的中心问题在于意象和造句,所以“三偷”所论的摹仿也只限于句与联的范围,集中在语词的层面。事实上,诗歌文本的摹仿本来就是多层次的,不止限于语句,还包括主题和结构。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论“三偷”,即将其内涵大为扩展,罗列了主题和结构等不同层次的例证。如果按照后人的习惯用法,意与主题相关,势与结构相关,那么偷语、偷意、偷势就可以概括语词、主题、结构三方面的摹仿,而这些方面也正是诗歌中互文关系发生的主要层面。
文学史上的拟古或摹仿历来就是缺乏独创性的同义词,很少得到正面的评价。但严格地说,并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文本构成的某种特殊要求的话,互文已不是摹仿而是用经过压缩的语码来替代一个经典表现。这就是互文性理论所要揭示的问题:文本可以通过吸收其他文本来实现意义的增殖。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无不善于利用文本的这一特性,而文本的文学意味也往往就在这不同文本的关系之中。明白了这一点,对文学史上的因袭或文本间的相似就不能简单地以摹仿二字概之,而首先应该从互文性的立场去审视其间意义的实现与增殖。
(摘选自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
材料三:
大致说,由于中国人向来耻于“东施效颦”,又吃过“邯郸学步”的苦头,再加传统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文篇幅相对短小,难以容下过多的仿拟之迹。于是人们非常忌讳陈陈相因,陈词滥调,尤其对那些露形露迹的创作特别反感。正如宋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所言:“诗恶蹈袭古人之意,亦有袭而愈工若出于己者。”金人王若虚《滹南诗话》对黄庭坚鼓吹的“互文性”写作并不买账:“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将那些“沿袭”、“点化”行为贬斥为狡猾的剽窃。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理论中,能够与“互文性”理论形成对接或对话的“模仿”写作方式通常成为人们吐槽的对象。如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回,嗣是效颦日重,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同样带着不屑口气对后来的“互文性”效仿之作。如此这般,每当涉及文本之间“互文性”关系,其批评态度大多是贬损。
(摘选自李桂奎《中西“互文性”理论的融通及其应用》)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骆宾王在《秋萤》诗中,尾联借用“囊萤”的典故,使这首诗沦为比较粗暴的“劝学诗”,充满道德上的劝诫,并不算有多么可爱。
B.梁代钟嵘在《诗品》中根据诗歌史上普遍的摹仿和因袭关系,揭示历代诗人之间的传承和影响关系,实质上就是对互文性的体认。
C.沈佺期在偷意方面对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的刻意模仿已不止限于语句的范围,还上升到了主题与立意的更高层面。
D.自罗贯中把《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其后效颦日重,这种“模仿”写作的方式通常成为人们吐槽贬损的对象。
2.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熟典作为一种业已凝固而不具歧异性的互文性存在,超越前文本改造过的“套路”,要唤醒和更新它周遭的经验才能摆脱互文性的束缚。
B.在以古为尚的中国,摹拟已成为经典形成以后的一种普遍风气。陆机、谢灵运、江淹、李白等诗人的创作中的拟古诗就是明证。
C.既然文本可以通过吸收其他文本来实现意义的增殖,那么我们对文学史上的因袭或文本间的相似就不能再以摹仿二字概括和贬损它。
D.中国人对那些露形露迹的作品特别反感,既有耻于“东施效颦”,吃过“邯郸学步”苦头的主观原因,也有诗文篇幅短小难以仿拟的客观限制。
3.材料二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6分)
答
1.B(A项,曲解文意。实际上因为前六句的努力,骆宾王的这首《秋萤》已经有足够的势能来抛开那个属于车胤的典故,而回到那个观看秋萤的瞬间,回到切身经验上来。C项,原文是说“唐代诗学的中心问题在于意象和造句,所以‘三偷’所论的摹仿也只限于句与联的范围,集中在语词的层面”,选项表意范围扩大了。D项,“自罗贯中把《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其后效颦日重”这只是可观道人的一家之言)
2.C(C项表达过于绝对化。原文是“我们对文学史上的因袭或文本间的相似就不能简单地以摹仿二字概之”。没有完全否认以“摹仿二字概之”)
3.①紧紧围绕中心论点,主要以历代文论家的有关论述和研究事例为论据;②采用递进式的论证结构,先论证中国文学中语词、主题、结构三方面的摹仿正是诗歌中互文关系发生的主要层面,再深入论述互文性的增殖作用;③综合运用了引证法、例证法等论证方法。(每点2分,共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