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作者为宋朝诗人苏轼。其古诗全文如下：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前言】
苏轼、苏辙兄弟分别七年后相聚的时候，苏轼为了开解苏辙，作《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表达自己决不会热衷于仕途不知进退，展望的未来情景就是待二人退休后，过上悠闲隐居生活。
【注释】
去岁：去年。
东武：西汉初年置县，始称东武，隋代改称诸城，宋、金、元属密州。明、清称诸城。建国后设诸城县，1987年撤县建市。
子由：苏辙（1039-1112） 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佑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水调歌头，词牌名，又名“元会曲”、“凯歌”、“台城游”等。上下阕，九十五字，平韵（宋代也有押仄韵的）。相传隋炀帝开汴河时曾制《水调歌》，唐人演为大曲。大曲有散序、中序、入破三部分，“歌头”当为中序的第一章。双调九十四字至九十七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宋人于前后片中的各两个六字句，多夹叶仄韵。也有平仄互叶几乎句句押韵的，共八体。
安石：谢安（320年－385年），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汉族，浙江绍兴人，祖籍陈郡阳夏（今中国河南省太康）。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兼中护军、尚书仆射兼领吏部加后将军、扬州刺史兼中书监兼录尚书事、都督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兼假节、太保兼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死后追封太傅兼庐陵郡公。世称谢太傅、谢安石、谢相、谢公。
丝竹：弦乐器与竹管乐器之总称。亦泛指音乐。《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功成名遂：功绩建立了，名声也有了。 出处 《墨子·修身》：“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
西州：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贞观始置﹐天宝﹑至德时改名交河郡。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即哈拉和卓古城)。宝应元年(762)後改高昌为前庭。
轩冕：借指官位爵禄。《庄子·缮性》：“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
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三国 魏 阮籍 《为郑冲劝晋王笺》：“然后临沧洲而谢 支伯 ，登 箕山 以揖 许由 。”
【翻译】
当年谢安隐居在东海，出仕做官鬓发已霜秋，中年难与亲友别，唯有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就，准备返归东海，谁料抱病入西州。做官困扰了隐居的雅志，遗恨寄托于田园山丘。
既已年高衰朽，便当及早划筹，要做百姓穿粗裘。返回故乡遵迢千里，选取佳地长住久留。酒醉放歌君相和，醉倒在地君扶我，只有醉时忘忧愁。任凭刘备笑我无大志，我却甘愿身居平地，仰看他高卧百尺楼。
【赏析】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八月，“相从彭门百余日”的苏辙打算离开徐州，赴南都（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临行前作《水调歌头》词告别。苏轼“以其语过悲”，便写下了这首和作，对其弟加以宽慰。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从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从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从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