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苏轼开创性地将“豪放”的词风与本属“婉约”的词体

材料一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苏轼开创性地将“豪放”的词风与本属“婉约”的词体统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固然离不开苏轼横溢的天才，但当考察苏轼的宦迹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豪放词的出现，无疑受了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豪放风格与词体的和谐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到密州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离任。在密州的两年，苏轼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创作数量不如杭州时期多，但这时苏轼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体“自是一家”的面目，使自己的作品“一扫绮罗香泽之态”，在词的创作上真正走向了成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苏轼创作上的这些变化，与密州的民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密州，北宋时属京东路。《宋史•地理志》说京东路的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欧阳修也说“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并且，由于是孔子的故乡，京东路儒学相当兴盛，“专经之士为多”。密州一带的京东人在北宋以强悍勇武闻名。围猎是密州人生活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苏轼知密州后，便时常参与其中。
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词风改变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背景，文化氛围、地域民风以及文学传统，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轻易地忽视。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会促使作者在词作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重要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悲歌的文学传统，更无疑会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而苏轼在密州这一时段的创作，正体现出这一倾向。
可以说，是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促使苏轼自觉地以豪壮的声调、超越的意识入词，最终使词这种体裁完成了从伶工歌女之歌词向士大夫抒情言志诗体的转变，词体的疆域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所以，要清晰地认识词体的革新、转变，地域文化这一背景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取材于吴德岗《地域文化与苏轼词的创作》）
材料二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文明古国。
另外，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取材于何志云《谈文学的地域性：地域文化决定族群的精神和品格》）
材料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乡土文学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沈从文的地域意识尤为突出，湘西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而沈从文则用自己的作品，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汉族杂居地，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迁徙发展过程中，有战争、有冲突、有同化、有融合，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风俗人情。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多是钳制、镇压的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是受歧视的，是被压抑的群体。而沈从文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能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将故乡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僻地、边城的弱势地位。同时，这也激发他寻觅和展示湘西文化中蕴含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积极健康的优秀品格和原始粗犷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凝聚着的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沈从文早中期的散文作品中，他对故乡的介绍角度独特而又全面深入。他有意略去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屈原而到沅水，由沅水而到川黔交界之处，突出湘西悠久的历史、楚文化传统和凤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然后逐一描绘人的生存状态和地方古朴民风，体现井然的社会秩序和人神共治的情形。
除了散文以外，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总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描绘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代表作品《边城》中，就专门详细周到地介绍了小城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格局，河岸的景色，小镇的屯兵和形形色色的住户，然后才进入故事，引出主要人物。沈从文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地域背景，总是不忘表现湘西的人杰地灵和与众不同，选择最能体现湘西文化精神内核的东西加以表现，因此也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的审美形态。
沈从文给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野风，也让偏居一隅、被世人忽略的湘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他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取材于包晓玲、姚克波《论沈从文与湘西地域文化》）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和材料三通过苏轼与密州，沈从文和湘西的关系，说明从古至今地域文化对文人创作风格产生的影响。
B．苏轼在密州时受当地“不知嬉游”的民风影响，参与当地人的游猎活动，最终促进了豪放风格的形成，并创作颇丰。
C．沈从文作品无意关注行政区划划分，强调湘西历史、楚文化传统及地理特殊性，表达了湘西文化的精神内核。
D．《文心雕龙》认为文学有地域之分，地域、自然、文化等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三，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苏轼整合不同地域文化尤其是密州文化，将“豪放”的词风和“婉约”的词体相结合，促成了豪放词的形成。
B．沈从文作品从人性出发，展现了湘西人丰富感情和对美的追求，表现了湘西顽强、积极、原始粗犷的民族精神。
C．对地域差异的关注，不在于河流、气象、物产等自然因素，而在于民族、语言、风俗、历史沿革等人文环境。
D．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今天，文学创作要想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必须发掘作品的普世价值的地域特征。
（3）下列说法中，可以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
A．曹雪芹由于自己家庭的重大变故，而对封建社会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他深感世态炎凉，“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创作出《红楼梦》。
B．诗人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写的抒情诗《有的人》，讴歌了鲁迅先生甘为孺子牛的一生，抒发了对那些为人民而活的人们由衷的赞美之情。
C．金庸以南宋宁宗庆元五年至成吉思汗逝世的这段历史为背景，创作了反映南宋抵抗金国与蒙古，充满爱国情愫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D．长期生活在陕北农村的路遥，以60﹣80年代为历史背景，以陕北为特定环境，创作出《平凡的世界》，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
（4）综合材料分析地域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什么地方来体现。

答
（1）A
（2）C
（3）D
（4）①自然层面。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②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