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目录序
【宋】曾巩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1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笃：坚定
B.能勿苟而已矣 苟：随便
C.偷为一切之计而已 偷：暗中
D.而考之无疵 考：考察
1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A.亦将因其所遇之时 则思无因喜以谬赏
B.其相率而为之者 赂秦而力亏
C.而俗犹莫之寤也 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
D.然后以禁，则齐 则与斗卮酒
1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与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战国策》共三十三篇，由西汉刘向编订，它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际，共记载了两百四五十年的历史。流传中有缺失，曾巩将其补全。
B.孔孟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必须坚守先王之道；而战国时期的游士们只为谋利而非守道，最终导致丧身亡国，其所作所为可谓无一利而有百害。
C.有人以为《战国策》宣扬异端邪说，应直接销毁；曾巩认为此书虽不合正道，但应该记载下来，让世人明白其主张不可行，这才是正确方法。
D.作者在文中将孔孟与战国游士进行对比，以表明自己对《战国策》的立场态度，破得充分，立得牢靠，既有原则立场又有辩证态度，说服力强。
17.用“/”给文中画波浪线的部分断句。（3分）
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
1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译成现代汉语。（8分）
（1）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4分）
（2）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4分）
答
14.（3 分）C（随便）
15.（3 分）D（A 根据/因为；B 表修饰/表因果；C 代词/取独；D 表承接）
16.（3 分）B（并非无一是处 ，“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17.（3 分）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错 1 处扣 0.5 分）
18.（8 分）（1）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好处，而对弊端避讳不谈；强调战争的好处却隐瞒战争的祸患。（“便”1 分，“讳”1 分，“蔽”1 分，句意通顺 1 分）
（2）战国游士的邪说会损害正道，应该弃绝它，不销毁这本书怎么可以呢？（“害”1 分，“泯”1 分，反问句 1 分，句意通顺 1 分）
参考译文
刘向编订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馆藏书阁总目录称（现在）缺失了一十一篇。我在（许多）士大夫家里探访寻求，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订正其中的错误，并且对那些不能考据的篇章保留疑问，这以后《战国策》33篇可谓又完整了。
（我）写下序言道：刘向为这本书作序，说周朝祖先（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指导教育百姓，整顿法令制度，所以天下太平；等到春秋后期，（诸侯）采用权谋狡诈（的治国措施），并且（施行）仁义之政的途径堵塞，因而天下大乱；这种说法已经很好了。（序言）最后告诉（我们）这本书提及的战国谋士，揣摩当时君王能够施行的（政策），不能不这样；可以说是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并且不能确实相信自己判断的人。孔孟所处的时代，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文王武王用过的法令制度已经散失，原先传承的风俗薪火已经熄灭很久了；这二人竟特别阐发先王的治国体系，告诉我们（仁义）是不可变更的，哪里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后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过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时代特点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情形，来制定当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违背先王的旨意罢了。炎黄二帝、尧舜禹三王治理天下，他们遭遇的情形、法令制度本不相同，但是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心愿，处理事物的主次、始终、先后关系的方法，不曾有什么不同啊。孔孟的学术门径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来建立国家根本的，不能保持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孟捍卫这个，哪里是喜欢发表不同见解呢？只是不肯无原则地附和、取悦世人的好感罢了。（他们）可以说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并且确实相信自己判断的人。
战国时期那些四出活动宣扬自己主张的游士就不这样。（他们）不明白王道可以崇奉，而甘愿接受轻易劝服他人的游说之术。他们筹划的办法、集中的精神，把投机取巧当作一切谋略的核心罢了。所以他们论述诈谋的便利却避而不谈不成功的方面，大谈交战的好处却隐瞒它的祸端。那些一个跟着一个施行的，没有不是在诈谋中获利又难于承受它的祸害，在交战中得胜，又难于承受它的损失的人。最后到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依靠诈谋而丧失性命；而任用他们的诸侯以及秦国，也是国家败亡。这种人就是当世的大祸害是非常明显的，但一般人还有明白这一点。
只有先王的治国体系，能够顺应时代变化，（虽然根据它）制定的法令制度不同，可是验证起来没有瑕疵，使用起来也不用担心滋生流弊，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拿“王道”来换取“诈谋”。
有人说：“如此不正当的学说，会危害光明正道，应该把它抛弃得远远的来斩断祸根。这样书的不消灭，能行吗？”（我的）回答是：“君子禁绝邪说的方法，本来就是要向天下人阐明其说法，让当今的人都知道这种学说不能采纳，这以后禁止就会完全彻底；让当今的人都知道这种学说不能实施，这以后提防就会很清楚明白；哪里一定毁灭这些书呢？把它抛弃得远远的来禁绝，并不比这样好。因此孟子的书中，有记载神农的言论的，有记载墨子言论的，都是记载后否定它的。至于这本书刊印，上溯连接到到春秋，下到楚国建立，记载245年时间纵横家的行事，本来就不能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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