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货殖传》出自栏目《文言文大全》,其诗文如下:
【原文】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至于皂隶者,其爵禄、奉养、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辨其土地、川泽、丘陵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以财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
《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义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义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桓、文之后,礼义大坏,国异政,家殊俗。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礼义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翻译】
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到奴仆,他们的官爵、俸禄、死生(礼仪)的制度各有不同的等级,小的不得越过大的,低贱的不得越过高贵的,所以上下有序,民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先王)辨明土地、山川水泽、丘陵等不同情形,教导百姓(因地制宜)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从)五谷六畜到鱼鳖、鸟兽、材料、工具等资财,用来养生送终的东西,没有不全都植养繁育的。按时植养,使用时有节度。这样之后(士、农、工、商)四类百姓各自根据他们(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各自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来治理自己的产业,并没有(政府)征发(赋税徭役),限期交纳,但远近地区都很富足。所以《易》说“依靠财物辅助自然规律的运行,来引导制约百姓”“备取万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器物把(它)作为天下人的利益,(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圣贤的君主更伟大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管子》说,古代(士、农、工、商)四类百姓不允许混合居住。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谈讲仁义,工匠在官府里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街市相互谈论财利,农民在田野相互谋划生产,从早到晚从事(自己的职业),不会看到别的事物而想改变自己的本业。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使)不严格也能成功,子弟的学习(即使)不费力也能学会,(他们)各自安于自己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认为自己的食物很美味,认为自己的服饰很好看,即使看见奇异华丽的事物,(因为)不符合他们的习俗,(就)不会接受。由此(百姓)的欲望少,事情简单,财物充足,没有争夺。在这种情况下,位居百姓之上的君王,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百姓有廉耻之心而懂得尊敬,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使国家安定的大概原因吧。
到周王室衰微时,礼法被破坏。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彻底破坏,各国的政治不同,各家族的风气差别很大。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制作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违反道义的行为,来追逐时人的喜好而获取世间的资财。诡诈的人违背事实来诈骗名誉,奸邪的人侵犯损害他人来求取功利,篡权杀君得到国家的人成为王公,强取豪夺建立家业的人成了英雄,粉饰欺诈为非作歹的人一辈子富足,固守正道遵循义理的人不能免去饥寒的忧虑。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戮不足以威慑小人,损丧风化,败坏风俗,(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