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朗字义利，汝南安成人。祖父周文，官至黄门侍郎。父亲周淳。宋国建立后做了大官，曾任侍中兼太常，他的哥哥周峤，娶高祖武帝第四个女儿宣城公主。周峤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建平王刘宏和庐江王刘，周峤因为是皇室亲戚而做重要官职。元嘉末年，周峤当了吴兴太守，元凶刘邵杀文帝自称皇帝时，隋王刘诞在会稽起义，刘邵任周峤为冠军将军。刘诞的檄文接着又到了。周峤一向胆小，迷惑犹豫，手足无措，被他府中的司马丘珍孙杀了。朝廷体谅他的本意，继续和他家保持婚姻关系。
周朗在少年时便非常浪漫，风度潇洒，气度不凡，和他哥哥周峤志向不同，周峤非常嫉妒他，周朗最先当南平王刘铄冠军行参军，太子舍人，兼任主簿，因为休假不请示，被免官除名，接着他又当江夏王刘义恭太尉参军，元嘉二十七年(450)春天，朝廷商议派刘义恭出外镇守彭城，作北伐统帅。周朗听了这个消息，主动辞职。刘义恭出镇彭城，义恭府中主簿羊希跟着义恭一同赴任。羊希给周朗写了一封书信并嘲笑他，叫他为义恭出谋划策，周朗回信说：
羊先生阁下：正遇着你叫我进取，想不到你才能有如此卓著。你的好心好意，确实非常令人感动，丰富的词藻，华丽的句式，用得又何其轻巧。我已看了你的信几遍了，心中非常快慰，看你写的信的内容，才知道又遇到你这个知己，我有什么功德，而使你每每这么垂爱于我，我确实为你的好意而高兴得很，然而却担心你将来会在哪儿死掉呢？
匈奴人有很长时间存在，汉人生活不安定也很久了。中国人谁不满心愤怒，憎恨胡人对中国的威胁，省衣节食希望汉族军队打过去。但是从有谋略的人保持沉默，军人压住复仇之心，不许人们论论外国之事的时候以来，已有很多年了。当今皇帝具有黄帝尧帝般的才德，宰相们有周公姜尚的贤明，所以勃然大怒，将杀匈奴人祭我们的军旗，同情心大发，想使北方人民免除异族的压迫。征集人才的命令早晨发出，宰相们晚上便选用英雄豪杰，调动武艺高强之人。本朝历来选用贤人，况且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天下人士，不断地磨炼意志，努力练习艺业，想不负平生的志愿，官员们选拔奇才，把他们贡献给皇上。但是这些人士却忘了国家的建设，农民安定的大问题；也有的人士因为自己的才德被乡绅所讥讽，或因自己的忠正而使自己受到皇上身边的奸佞的诽谤。以致永不能成为朝中大臣，不能成为当地名士，远离国门，埋没于田野之中，几十年以来，难道只一个吗？至于我本身没有什么技能，但出来便遇着明君，不断希望主上为自己升官，年年得到非常好的宠待，却不能调养自己的性格，掩饰自己的好恶，让身边的人喜欢。和那些不幸的人士相比，可谓荣华得多，但是和今天的通达之士相比，倒会被他们耻笑。但足下却希望我努力进取，叫我献出安边退敌的方略，阁下也太不知我的心理了。如果说贤人还未选进，而今天又选进了这么多的贤人，认为人才应该有用武之地，而我又没有什么才能。怎么能叫落入大海的马鬃，在卖鱼虾的市场上去鼓动。随风飘动的羽毛，在华美的轩窗饰帘上优美地摇摆，它们不能背负渌水(河名)，飞越苍天，那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既没有奇谋异术，又没有让皇上高兴，让臣民喜悦的能力，那就更不值得你的欣赏。只因我这曾经被惩罚的小官，州府驱使的干部，再去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这很清楚是不可能的。
我虽然疲惫无能，也曾经听说过贤人们的评论，那就更不敢忘记了。大凡士人处世有五种类型：第一种以白云作门窗，以山洞作寝室，修理香树，嗅赏桂花，吞食灵芝草，在霜上游走，采摘松果，在雪地中吟赏，仔细地保养肌肤，培精蓄气，注意呼吸，养怡精神，把王侯将相当做土石一般，把膏梁锦玉的生活当成有害的毒药，确实是与天地万物同呼吸，把神仙也当成平庸不足道的东西；第二种的则是竭心尽智，为国家而献计，在云台宫里议论，在未央宫中向皇上献策，指出皇上的不完善的地方，为千万大众作呼声。推举坚贞正直的人，黜退奸邪狡猾之徒，到朝廷之上便使礼乐风行，到疆场上便杀敌擒王，使天下统一，四海同心。功勋卓著而自己不留名声，国家日益太平而皇上垂拱无为，使诸侯皆俯首称臣，皇上仁恩布于四海。第三种则每日饱食之后便上朝朝拜，看到宫门开了便进去，在两宫中间来来往往尽职守礼，口称尧舜汤文武的教训，俯首惶恐，胁肩进策，谈论仁义礼智的大道，慷慨陈词如何治理国家。被皇上采纳便不断进取，被否决便全身而退，在家闲居，远离官场，与人断绝往来，忘掉一切忧愁，不管别人赞扬与批评，每口吐故纳新练养气功，讲究饮食而希望长生不老。这三大类型，正是志士仁人所表现的几种，但不是我能做到的。至于我嘛，侥幸有病痛但不至死，劳役不降到我头上，以蓬蒿为门，杜绝与名人的交情，只顾种田耕地，和官吏不相往来，让床上堆满尘埃，让门前土阶长满青苔，任屋檐上的草木越长越高，池塘上的海草，越来越滋润茂壮。在厢房之中，幸好有旧书十箱，厨房角落，储藏陈年老酒几壶；不时弹弹琴，鼓鼓筝，研究药方异术，在傍晚下一盘棋，在月夜看看天星，怡然自得，几乎不落在羲皇帝时人的后面。在春天种几亩田，在秋天耕几块菜园，如果没有天灾，便算衣食丰足。等待酒喝厌了，国家太平了，便想游一游关中，追迹洛阳和长安故址。再游到河北辽东，看看我中原的故疆旧土，凭吊古代先贤们的遗迹，体会他们的当年心态。在我青年时代时，便有这些打算，但我的想法也许很奇异鄙陋；而人情喜欢攻击异端，或者因为他人的地位低下而讥笑他的所做所为，或者看到他好的谋划而嫉恨他。杨朱在这样的时候，尚且被魏国人嘲讽，况且我辈不具备杨生那样的器识，而世人比魏国国民更加恶毒呢。至如说汉武帝谈到李广时，认为他是天下奇才，但知道他的才能不适合那个时代，况且乡党街巷中的人们，厌恶贞洁的正人君子的行为，说正人的举动是奴隶庸人的妄动，大丈夫本来都愿意向皇上表示忠诚，为国家出谋献计，卿相职务是一种没有价值的东西，像李广那样有才的人也不需要封侯，甚至还有被灾难袭击，被奸邪的人诽谤，有奇谋妙计而无法为人所知，为人正直而被冤枉，这些岂有不令人痛心！怎么能不痛心！
至于阁下，可以说是头顶日月脚踏苍海，心则自如地控制头和身体，无所不顺无所不到。现在再到燕山的黄河那一带去，和周公召公类的人物相处，手握节杖，身穿高官的衣服，在帷幄宴会上高谈阔论，扬起指挥鞭，舞动军令剑，在部队中大声喊叫，每一举动都得到朝廷的奖励，每一计谋必然受到皇上的赞赏。怎能不修正自己的行为贡献高明的计策，补充君主的不足，理直气壮，想出战争的处理办法，选择勇敢有为的将领，推荐超群正直的士人，这是阁下应该回报国家的。如果做不到这点，便应该披坚执锐，紧紧追随国王左右，保护皇帝的安全，作军队盾牌，加固军营防守，在战斗中奋勇冲杀，使自己牺牲而主上安逸，敌人消灭而我军保全，这也是第二等的报效。如果做到这样，那么捉拿匈奴胡人不久便可以实现了。而不应默不作声，获取宠遇而无所事事。你是有心人，这里我谈出这些心中想法。
周朗的文辞意趣非常潇洒不羁，大抵都是这样的。
他再被任命作通直郎。世祖当上皇帝，被调为建平王刘宏中军录事参军。当时孝武帝要求朝中每个臣子抒发自己的意见。周朗又上书说：
当年孔子曾经说过：“治理天下好比把它放在手掌心上。”这岂只是大话呢！正确的政策(治)，在于人们的运用与否，只是当时的国王们不愿做罢了。况且当今世风日下，混乱不堪，再加上国家遭到叛军的困扰，江东碰上空前的浩劫，千里之间，死人如山，万村哭诉。而秦汉以来的各种弊端，还在社会上流行，魏晋留下的荒唐现象还在人民中充斥，这样而希望国家安宁，教化超过古代，好比向后走而想到前方，堆积干柴于烈火之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比这更恰当的比喻。但皇上天生有孝心，又加上无比善良，对于人民的疾苦，我怎么敢不粗略地陈述。
凡是治国用什么办法呢？用教育而已。现在教育事业已削弱了很长时间，人民不知道向谁学习，犯了错误只用刑罚来对付，这难道是治民的方法吗？想恢复教育工作，应该二十五家选出一个负责的人，一百家中设立一个教师。男孩子十三岁到十七岁都叫他们去学习经书；十八岁到二十五岁都叫他们去训练武艺。用写字、作文、天文、律令、忠诚、孝顺、仁善、道义等教育他们，教育他们廉洁、谦让、勤劳、恭谨。教育他们兵法和谋略，部队的行止、步兵骑兵的训练方法，以及射箭格斗的技巧。各地长官每月到学堂，检查他们的进展情况。学习经书五年之后有效果的应推荐给司徒府，习武三年后有效的，送他们到“军事部门”，如经过七年而不熟悉经书，经过五年而武艺不足，便再考。看他的言论和谋略，看他的心术，行为表现，没有用处的，即使是三公九卿的子弟，也得放归农田，一辈子不许做官。至于太学则应搜集各种书籍，编排诸子和历史书籍，使各种书井然有序、一目了然，学习起来不浪费精力。教育，即使是凶年荒年也不应荒废的。
农业，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国家存在的基础。这个地方没搞好，那么礼乐便不能运行。如果重视它，应该不用黄金银钱，用谷子和布帛作为赏罚的手段。但是愚昧的百姓不知道它的功用、献策的人喜欢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淮河以北地区，有一万匹布便可以成为集市，在长江以南，一千斛谷子则可以成为货物，也不用担心有什么不方便的。现在应该允许集市到一千钱以下的可以用钱，其余的都用丝绢布匹和大米作交易，其中米布不合格的予以惩罚。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农田的开垦便会自行发动，人民的物资必然丰富，暗中造钱的人必定减少，人民遇到死亡的事不再发生。凡田不属于多水的地方，都种上麦粟。土地上凡有肥料营养的地方，都栽上麻苗。街头巷尾、屋檐路边必须栽上桑树，庭院园地只种竹子板栗。如果这个政策得以实行，凡是做得很好的百姓，则用官爵进行奖励，有关部门也加以赏赐。如果田中长满野草，不种树木，便鞭打此人而砍掉其余的树，各地灵活实行不同的罚惩政策。收税的方法，应按人口征收，而不应该按财产。说什么使富人不增加财富，穷人不减少损失。以至让桑树增长一尺，便计算其中的价值，田地增进一亩，便算出值多少钱，房屋不能增添砖瓦，否则便算成财产。百姓(其实是贵族)因为这，不敢种树，人们怕开垦新的土地，屋梁被烧，屋脊裸露，也不敢加以修饰。怎么能这样禁锢好东西损害人民，禁止人民增加衣服，提倡人们艰苦的生活，以至到达今天这样痛苦的地步。当今如果重新重视农业，便必须去除去这些税法。
凡是治国，不怕威严不能建立，只怕恩惠不能施予。不怕土地不广阔，只怕人民不增加。自从汉人胡人相互厮杀，中国外国相互斗争以来，消灭一个国家则尸体堆积满城，屠杀一个敌方的将军则尸横遍野，天下留下的人民，大概还不到一半。加上刻薄的政策，残酷的刑罚，年年有天灾，岁岁有瘟疫，穷人仅能勉强维持生命，死的人不能埋葬，鳏夫有不愿娶妻子的，生了儿子每每不愿保留。另外到边疆戍守时间长久，妻子已老，后嗣不存，私奔生的儿子，却不再收养，这是杀人的道路，每日有几条，增加人口每年没什么计划，如果再经过百来年，难道会全部让草木当这世界的主人吗？这是最令人震惊、悲痛、哭泣的地方。法令当然有禁止杀儿子的条目，和早娶的规定，然而人们触犯法律、忍心而这样做的，难道不是生活中有更甚于被惩罚的悲惨境况吗？当今应该每家减轻劳役、每家减免税收、女子到十五不出嫁，家长应受惩处。大野鸡羽毛可以作为聘用妻妾的礼物，大块布匹可以作为出嫁的妆奁，如果等到礼物充足才聘娶，有关部门应该加以纠正。凡是宫中服务的宫女，必须挑出那些不再出嫁的人，百姓家的奴仆，也应让他们每人都有家室，总之是使天下人不再有一辈子独身的和没有儿子的老人。真是俗称的十年养育，这样二十年过去，每户不断的生长新的人口，能出任兵役的人，必然比过去多好几倍。
另外，逃亡的人骚扰京郊，饥饿的人充满京城，却不为他们作考虑，而任他们迁移无常，所以饥饿和寒冷到来，慈母不能保管儿子，希望这些人不当强盗不当亡命徒，怎么做得到呢？既然先这样对待他们，再用屠杀对付他们，有关法律部门，对他们又何其狠毒。况且草树已死，树皮树叶都已枯蒿，这时他们的吃的东西可能都完了。冰霜降得很厚，干草房屋瓦缝不易找到，这是他们缺少衣服的时候，到了阳春三月，还有几个人能活？现在从长江以南到处闹饥荒，有饭吃的地方，政府必须督促管理，应该赏赐那些每年能养活五十个流民的人，增加他一级爵位。这样的人达到一千家，便可以救活十万人。叫其中接受他人救济的人，成为救护者的部属，使救护者供应他们粮食和谷种，以后叫他们全部到淮南去当佃农，凡是公家私家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每年征调他们帮助农民，让崩坏的湖堤全部得到修理，平原陆地都派上用场。还根据户口数目建立村社，计算田地多少，设置基层单位，检查人员的进出，监督那些游荡而懒惰的人。等待丰收之年，让他们迁移到故乡去。淮河以北让他们全部渡江南归，东方流民全部叫他们回到西边。
所以毒患在身体上，必须先割去缓和的地方，函谷关和渭河那般灵秀地方，已暗然成为荒凉的濯濯童山。伊水洛阳一带神圣土地，已长成丰茂的草原。这些地方难道不值得思念？何必只关心这样小的一些地方。历下泗水流域，献计的人认为胡人已衰落不需退避，但不知我们的困难更甚于胡人。如果认为人民迁移以后，胡人必然迁进去，如果他们靠近我们，正是我们希望的。胡人如果能南迁，必定不是真正的胡人。不过是中原的各种汉族人民，他们正是我国一向希望保护的。既然汉人前去居住其间，北方地区必然空虚无人居住。他们南迁，徒然耗费财力物力，不久便可以看到淮北地区仍然从我们手中失落，这难道不是再一次受辱吗？叫敌人只调轻快骑兵三千人交替出入，春天来践踏麦苗，秋天来侵踏谷禾，那么我们的水陆运输，必然会重新断绝，对于敌人是不疲劳的，但我们的边防已很困难，不出二年，兵败退归人民逃散。这是可以跷足等待的。即使胡人消灭，而中原地区必然有继续居住的人群。这时不会有奉献土地、率领人民来投奔我国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徐州山东一带终会被夺去，这也是不可不防的。
况且进攻和防守的方法，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敌人对我们不能攻击。近年来我国出师之所以失败，则是背离这一方法的。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用羊来追狼、螃蟹捉老鼠，而我们却让笨重的车、疲弱的士兵和骠壮的骏马、勇悍的胡人相驰逐，不能取得胜利，那是理所当然的。西汉中期之所以能进攻匈奴，是因为马匹特别的多，匈奴之所以顺从汉人，也是因为马少的原因。既然未来战争不能回避，兵车马匹应该准备。现在应该鼓励国人积极养马，养一匹的，免除一人的劳役，三匹的，任用一人做官。从此以往，赏赐有规定，边界驿站房屋中的马也不许调动。
对将帅，人们希望他们不怕死。对于能手持长矛大戟侥幸不死，在军务中消耗自己精力的将帅们，他们想得到上司的赏赐，一向希望极大。如果更立有扫荡敌人、打败敌人的功勋，这使他们的骄傲更有资本。近来的赏赐，人们知道比较优厚，然而听说相当不合标准有怨气的很多。垂手而立口中怨言的，往往成群，在一起相互议论而不满足的，往往成队。凡是军队的心性，极容易沮丧崩溃，如果一旦有变，那么先前心怀怨恨的人便反而成为敌人了。现今应该和他们共享国家财物，府中积蓄也让他们分到一份，离开部队的人应该用钱财遣送他们，对他们厚加宠待，叫他们住居地方的长官对他们给予录用，将领的俸禄还未满数，国家其余的费用应该少用一些，其他的用度不足，也不应予以满足。然后用狩猎的礼节教诲他们，用征战击鼓的方法训练他们。如果恃勇而冒进的，应该予以黜退，到老了便让他们退休，赏赐的恩惠，遍及他们的后嗣。
另外沿淮河的堡垒，都应该修复，使烽火台相望，鼓声相互能听到，军队之间相互联系，如果边民请求出兵，应该一律不允许，远方的少数民族前来贡献，只简略地报答一下，告诉他们我国还有很多事，哪里没有国君侍候？必须等待内部政治稳定军力充足之后，再慢慢地观察敌情，准备好步兵骑兵四十万，使国内不受到困难的侵扰，储藏好二十年的粮食，而远方响应我们的地区也不受到侵扰，然后越过淮河，前指黄河，跨据陇右，出击大漠，那时要到哪里都不是随意呢！
教化很不敦厚纯朴已到了很差的地步。当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尚在而兄弟分家，十户中有七户。老百姓父子分居，也八家中有五家的。尤其严重的是，对方陷于危险困苦之中却不知道，简直不可胜数。应该明确地禁止这些，以改革当今风气，先有在家人中做好事的，便必须奖赏。从今以后不改正的，便没收他的一切财产。
三年为父母守孝，是古今通用的制度。因为悲哀是真诚发生的，所以制定外在的规矩，时间一久便成习惯，所以规定很长时间而习惯礼制。汉文帝缩短臣民守孝是对的，至于今人的缩短到几天则是荒谬的。怎么能叫丧礼衣服一脱下，哀哭之声便结束了。朝中佩带玉物，亮开旌旗，是狠心的人做不出的。戴着华贵的帽子上朝，不是更成问题了吗？凡是法规有和古代不相同而不合人情的，都不能顺利行事。至于败乱礼法而安心过活者往往受到尊宠，为什么对坏的东西这么好而对善的东西如此没兴趣，现今皇上用大孝心作为基础，应该改正这种坏风气。
朝廷宴会和朝见大臣，应当从自己严肃开始，皇妃干政制度应该逐步加以修正。让天下人来侍候一个国君，没有什么担心不能供应的。当然皇帝有穿黑衣服的朴素，皇后有穿棉布的简略，也不值得效法。况且一件衣服缀满黄金，也不会超过一百两，一年穿的衣服也不过几套，而必须集宝玉几箱子，备好衣服几柜子，难道是每一件都去观赏、每一件都穿的，这其实是为箱子带着宝贝、为柜子穿衣服，徒劳耗费国家的财物，白白地消磨天下资产。而皇帝因而日益懈怠政治、妃嫔也因则傲视国人，这是何等无聊的浪费和损害，何等的粗鄙庸俗！以至到了奴婢那样的人，也没有定制，一个婢女要更低级的两个婢女使唤，一个奴仆的家庭，要一大群更低级的奴仆去侍候。用黄金雕饰房屋，用锦绣饰帐帘，喝着成瓶的美酒，烧着成串的肉食，不可胜数。甚至有驾着群马遨游，手握兵器以驱赶市人，那就更严重了。如果法令被执行，赏赐数量小的话，是不会到这地步的。开始宫庭制造的用物，宫中是比较朴素的，但市上制造的却是奇异华丽，这种样式便马上传到民间。这样则是鼓励人民模仿奢侈，而不是提倡节俭。凡是天下治理往往用的是物质，但汉朝治天下的常用的是精神。人民的视听是不能欺骗的。政治的成功与失败，立刻便有反应。所以这些平民之家，制度越来越奢侈。商贩家庭，和王族家庭一样打扮，一样华丽。长工的衣着，和皇后妃嫔一样华丽。一个袖子的衣料，足足做成两个袖子。一个裤脚的长度，可以裁成两个裤脚。看见人们的坐车坐骑辨不清是贵人是贱人，看人们的衣服不知是大是小。今天制造一个衣服，小百姓明天已经学会，宫中早晨裁一件衣服，平民家庭晚上已了然于心。侈奢虚华的根源，宫中确实是关键，对于王公妃嫔公主的赏赐，从今以后，应该加以节制。金制的玉器、彩色的玉具、锦绣绸缎、奇装异服，百姓不许穿戴，在上面的人不能赏赐，如果那些巧匠再造奇怪的玩具、器物，都要烧掉，且予以重罚。
国家设立官职，为的是协和天地平定风气、顺理阴阳、成就功业。防备邪恶的发生，抵御灾难的降临，预防麻烦的事，处理复杂的政务，使官员称职，公事办成，每人都不辜负他的职务，而不是空设闲置，多多进用闲职人员，当今大小官职与实际不符，大小官员称呼不等，名称不确定，这是官职的灾难。但世人早已废除了周朝制定的制度，朝廷还用秦朝设的法律，讨厌明君贤相的规矩。喜欢昏君们的把戏，他们恨圣人喜爱愚昧之人、何其厉害。当今应首先省去杂事，除去一些官职。设官以周朝为典范，改变名称以时代为标准，秦汉以来的拙劣官制，是不足取用的。应当使品德高尚的当大官，当大官的俸禄多，能力差的当小官，当小官的俸禄少。对于人们的衣帽服饰，按等级裁制，出车行走规矩，按职务高低选择施行。
寄寓南方的州郡，应该全部废除，各地方的人民百姓应该重新划分。怎么能在吴国一带而有徐州的郡县。扬州境内而有兖州的名称。这是混淆天道、搞乱州郡的行为。其中如朱方等地不设置州名，如江都一带，应该重新建立郡县。
王侯见识不能处理世事的，不应勉强做官，应等他成年而封爵位，只有能从事政治生活的才封他官职。况且皇帝的儿子即使没有当官，又有谁说他低贱的，只需仔细地为他挑选有才德的老师做宾客朋友，何必设立长史参军别驾，然后才算高贵呢？又辈分有先后，事情有难有易的，汉明帝能让他儿子不能和光武帝的儿子待遇相比。马皇后不让他们家超过阴皇后家的待遇。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行为。对这些后人也不应该忘记啊！至于像当着皇帝车子进谏抑制巨大的愤怒汉文帝，朝见臣民收敛威风的古事，这也是不能忘记掉的。
朝廷内外政事，确实不能混杂，如果妃嫔公主为别人求官的，应该终身禁止那个人做官，如果请求恕罪的，也应终身不得赦免他的罪过。
凡治天下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确实难以了解。有死在家中而沉默寡言的，则他满腹学问而无人知道，有官职低贱而被人所嫉妒的。有的遭到贵族的诽谤。他们想到皇帝面前惊动皇上，谈论天下陈述治乱兴衰，怎么可能呢，一般地说即使被看成贤人，还是不能被推荐。应该选择被世人称说，博览通晓经书史书、辨析词律、精擅术数、有行政才能、有将帅谋略、有偏才小异术的人。使他们立身朝廷中，广泛地信用他们。制定内外的官员和官员的远近进退的法式，叫他们各人适当访问贤人增长见识，尊敬贤人平等对待，叫别人说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平心静气，然后观察他们的口才、他们的方略、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志向。根据他的议论、表现，不过几次对话，便可以比较熟悉这些人才。如果有忠诚孝顺廉洁清正的人，刚强正直淳朴柔顺的人，很难按一般的规矩予以进用，不能迅速地判断他们的才能，应该叫乡党官员考察他们的言行，太守县令注意他们的表现，最后推荐给吏部，介绍给宰相皇上。然后再给他安排职务、确定级别。做到这样，便能使愚昧无知的人都被裁减，贤明正直的都被选用。另外世俗喜欢用诽谤来损害一个人，而不思索他之所以招致被毁谤的原因；用称誉的方式进用人才而不知他之所以招致好名声的原因，如果毁谤者都是品德不好的，那么应该辞退那个被称誉的人。这些行为使毁谤和称誉混乱倒置。另外既然一个人有才能，那便不应该用等级来限制他，也不应该因年龄而加以挑剔。凡是大官喜欢怀疑别人太年轻，不知他比另外一些人要年轻。老年人轻视年青人，不知他还赶不上年轻人。
从佛教流传以来，有很长的历史，然而仔细体察又觉得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其中内容宠杂、纷繁多变，然而学佛修德的人品德越来越坏。接受戒律的人过错一月多过一月，以至于浪费锦绣布帛，过分地修饰车马和随从的礼节。再便是借称通晓医术、附托卜卦数术，接纳美人满屋，堂内摆满了酒席，其中有寄存丈夫或妻子到庙中的，杀儿子求儿子的，而他们不过借助神仙佛像，背离父母傲视国君，骗人钱财和憎恶老人，惊害宫庭都邑，这是刑罚必须惩处的对象，也是佛教教规所坚决拥护的。而这些竟然横行于国家之内，无人纠正，人们不能改变，难道是鬼作怪吗？现在应该申明佛家戒律，加强国法的威严，在佛门中罪过显明的都加以淘汰，余下来的都进行考察，加以整齐和教导，让他们能歌颂佛书，朗诵经文，必须每人具备一方面的本领，他们吃的东西必须是素食，衣服全都是素色，如果再要度人出家，必须首先让他修行戒律，清静他们的心神，这样必然能清理佛门，洗涤世俗，即使王侯子弟也不应例外。
凡是鬼怪必然迷惑众人，妖邪巫术必然败坏风俗，碰到树木便称为怪异的人不可胜数，碰到好事而称为神灵的很多。这些本来是男女混乱，交合饮食，从中产生邪怪的东西，信奉它们而希望得到好报。这种罪过如果不遏止，那么危害就不会停止。凡是一寺院刚建成，神灵刚诞生，淫荡的风气总是因此更加厉害，当今长堤以北，设置寺庙几乎达一百多里，钟山右边，其中十间房子放着神像佛图，耗费财物，败乱风俗，怎么得了！另外针炙医疗的办法，世人很少能掌握，纳脉的技巧，人们很少能熟悉，百姓因此越来越求助于鬼神，于是抛弃医术，严重的甚至害人性命，死的人几乎占一半，当今皇家医院应各分男女进行学习，各地方应派官员管理这些。这样必然比求神拜佛好一些。可以减去不明医学的弊端。
每朝每代都有上书献策的，每个时期都有诏书下达，然而太平时代不来临，昏乱的时代一个接一个，是为什么呢？大概发布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或者觉得谋略不是出自权臣之口，计划对贵族不方便，其中问题小的被训斥，严重的被杀掉或摈弃远方，所以西汉时有进直言被杀的，东汉有党锢之祸。皇上如果想执行一般的法令、遵从平庸的习俗，则大臣们已具备；若想改革老规矩、招致太平之道，则小臣我在这里敢冒死陈说只希望皇上明察它们。
他的文章奏上不合皇帝的意思，自己便主动辞官离职。
不久又被调为太子中舍人，再出外当庐陵内史。郡府的后面荒芜得很，没有田地，常有野兽出没其中，他的母亲想看打猎的场面，周朗于是找人把那块荒地全圈起来，点起火来叫他的母亲观看，不幸大火烧出圈外，延到郡中马圈。周朗用他的俸禄建起屋子，偿还被烧的损失。称说有病而辞职，于是被本州法官弹劾。他回到京城对世祖谢罪道：“本州法官列举我的过失，很多是不公平的，我在郡中，老虎曾三次吃人，虫和老鼠侵害农作物，只在这两件事上我对不起皇上。”孝武听后变了颜色，说：“你州的法官不公平，或许有可能，虫害和老虎的灾难，难道与你有关吗？”周朗不久因母亲去世而守孝，他非常有孝心，每次哭得都非常伤心，然而其他地方相当不遵循平常礼节。大明四年(460)，孝武帝叫有关人员上奏说周朗在守孝期间不守礼法，请求予以逮捕。孝武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说：“周朗违背礼义，巧言令色，应该诛杀，但不宜因小人污染法令，特地锁送到边郡。”于是周朗被解送到宁州(贵州)，在路上杀了他，当时三十六岁。
他的儿子周昭仁，顺帝升明末年当过南海太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