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冲之字文远，是范阳蓟县人。祖父祖昌，在宋朝做过大匠卿。其父祖朔之，官奉朝请。
祖冲之从小就喜欢考究古史文物，而且思致精巧。宋孝武帝把他安排在华林学省里做事，赐给他宅第车服。初次任官为南徐州从事，公府参军。
宋元嘉年间(424～453)，使用的是何承天制的历法，比古代的十一家历精密，但祖冲之认为还很粗疏，便另造新历法。上表说：
我广泛地考察了古代的典籍，五帝的度次，三王的交分，《春秋》的朔气，《纪年》的薄蚀，司马谈、迁的记述，班彪、固的志载，魏时的注历，晋代的《起居》，古今中外，我都有考察，自有文字记载，二千余年，日月离合的征象，星度疏密的验证，我都作了专门的研究和思考，因而都有自己的看法。加上我亲自丈量圭尺，观察仪漏，看得仔细，想得深远，经过考核推算，也弄明了其中的奥妙。
古代的历法往往粗疏多误，不够精密，各家制作又很纷乱，没人能弄明其究竟。近来何承天献上的历法，虽然有心改革，但方法比较简略，如今已有很大误差。根据我的校定，多次发现其错误，关于日月的位置，误差了三度，二次冬至的测定，几乎相差一天，五星的隐现，相差达四十天，留逆进退，有的出入两宿。分至失实，那么节闰就不正确；宿度违天，那么观察就难准确。我生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南齐书又肩负着朝廷的职责，因而不避愚盲，重新创制历法。
改易的立意有两点，方法的设置有三方面。关于改易，一：考虑到旧法一章中，十九年有七闰，闰数偏多。经过二百年就会误差一天。节闰一有出入，则应改变历法，因而历纪屡次变动，实由此条。现在改为每章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闰，使其和周、汉之历相合，可以长期使用下去，不须再改动。二：根据《尧典》上所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推算起来，唐世的冬至日，在现在宿之左五十度左右。汉代初期，用的是秦历，冬至日在牵牛六度。汉武帝改用《太初历》，冬至日在牛初。后汉用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晋代姜岌根据月蚀检查日历，得知冬至日在斗十七度。我现在参照中星，再和蚀望核对，得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总体看来，不满一百年，就相差二度。旧历法都是给冬至日确定位置，天数既有误差，则七曜的宿度，也就渐渐与之不对应了。误差太明显了，就应改。但以往只是合乎一时，都不能长远无误。因此以前历法之所以变革不已，便是由于此条。现在我让冬至日的位置年年有微小差异，和汉注相对照，都很审密，可以供以后长期使用，不必经常改动。另外关于设法，其一：以子起首记时，位置在正北，在卦爻上应着初九升气之端，虚宿处于北方列宿之中，元气的初发，便当在此刻。前代儒者虞喜，对其意义有过详细的论述。现在历法上元日的刻度，从虚宿一度开始。其二：考虑到日时的计算和称谓，都是将甲子放在前头的，因此历法设元，应在这一年。而自黄帝以来，世代所用历法，共有十一种，但上元的年份，没有恰值此名的。而现在我的历法中上元岁在甲子。其三：根据上元之年，历法中的许多条款，都应以此为始。而《景初历》的交会时刻有快有慢，元首有误差。另外，何承天的历法上，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会有快慢，也都留有误差，只求朔气能相合而已，因而列序纷乱，不及古意。现在我的历法中日月五纬交会快慢，都以上元岁首为始，这样使得群流共源，不致出现误差。
至于实物测量，实效验证方面，也是可以保证的。天象分明可见，就可以用尺表推算；气候虽然幽微，同样可以用寸管测量。我现在确定的历法，比较容易取信。我是在综核始终，推究疏密的基础上，革新变旧，适当繁简的。简约的部分，我自信合理，繁复的部分，我也自信无错。为什么呢？因为纪闰虽然有参差不齐，但都是可以通过数字来分辨的，而分辨是最能深入细密的，因此我一毫一厘都不放过，为的是达到全面精确，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为的是确定一个永久的制度，并非是那种没有发明，没有革新的东西。如果我呈上的历法还有些长处，就请颁发给各有关部门，请他们审查鉴定。
祖冲之奏表送上去了，孝武帝让朝中懂历法的人士都来提意见，但没人能驳倒祖冲之。正赶上皇上不久驾崩，祖冲之的奏请没能落实。后来他出任娄县县令，谒者仆射。
当初，宋武平定关中，获得姚兴的指南车，光有外形没有内部机关，每回出行使用时，都得让人在里面人工转动。升明年间(477～479)，太祖(萧道成)辅政，便让祖冲之按古法修复。祖冲之改用铜质的机关，修复后可以在作任何转动的情况下，都始终指向一个方向，是马钧以来从未有过的杰出作品。当时有北人索驭马，也说他能造指南车，太祖让他和祖冲之分别造之，然后让其在乐游苑里当场比试，结果索车差距太大，被毁烧掉了。永明年间(483～493)，竟陵王萧子良喜好古物，祖冲之为他制做了一个不倒器。
文惠太子在东宫时，看到祖冲之的历法，便启禀世祖(萧赜)施行，不久文惠去世，这事又搁下了。祖冲之后来转任长水校尉，兼任本职。祖冲之还作《安边论》，主张进行屯田，发展农业、养殖业。建武年间(494～498)，明帝(萧鸾)让祖冲之到各地考察，打算搞些大的有利于老百姓的工程，赶上连年战争，这事也没施行。
祖冲之精通乐器音律，做博塞游戏当时数他独绝，没有对手。有感于诸葛亮造过木牛流马，祖冲之也造了部机器，不需利用风或水，只要一开机关就自行运动，不要人力。又造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一天能行百余里。在乐游苑里造了座水碓磨，世祖曾亲往观看。尤其善于计算。永元二年(500)，祖冲之去世，其时七十二岁。著作有《〈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九章〉注》及《缀述》数十篇。
本史作者认为：文章，是人们情性的表现，精神的奏鸣。通过心灵来融铸思想感情，挥笔落纸便可见气韵天成。但都是从生命性灵出发，又受到兴趣爱好的影响，因而各人的感受不同，追求也就颇为纷杂。像子桓的品评人物，仲治的区别文体，陆机在《文赋》中的分辨，李充在《翰林》里的论说，张摘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有自己的主张，都成为某种标准。做文南齐书章的情形，一般是从思想感情生发开来，和无限丰富的形象生动结合，从而变化无穷。都是使用同样的语言音韵，但说出来的话各不相同；大家面对同一外部世界，但形诸笔端就千差万别。作诗的原则，原是本诸风雅，但经发展变化，便形成各自的风格。像陈思《代马》诸章，王粲《飞鸾》各篇，作为四言诗，其美妙可谓超前绝后。少卿的离辞，最具五言诗的才骨，难与争雄。桂林、湘水，有(张)平子的华美篇章，飞馆玉池，有魏文(帝)的美丽文笔，作为七言诗，谁能超过他们呢？卿、云之作巨丽，那是正宗一流，张、左之作恢廓，那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显宗(汉明帝)之述傅毅，简文之叙彦伯，分字造句，很合颂体。裴颜内侍，元规凤池，是子章以来，章表的上乘之作。孙绰作的碑文，可以前追伯喈，谢庄作的诔，可以后起潘岳，颜延的《杨瓒》，自比于《马督》，不仅文多，而且得体。王褒的《僮约》，束皙的《发蒙》，虽属滑稽之流，也甚奇伟可观。五言诗体，在各种体裁中一枝独秀。一般的玩物，时间久了就不爱惜了，文章也是如此，最忌陈旧。如果不能变新出奇，就不能称雄一时。建安文体，《典论》对之有褒有贬；潘、陆齐名，但二人文体大不一样。江左的文风趣味，道家意味很浓厚，郭璞得其灵变，许询极有名理，仲长的玄气，也还不能尽除，谢混虽然情致新鲜，但名声不大。颜、谢并起，各有绝活儿，休、鲍后出，也都名噪一时。并驾齐驱，各具风格。当今文章，作者虽多，但总的说来，大约有三种风格：首先是情意闲适，文词华旷，虽然也有精致之处，但终究还是归于徐缓。适合于公宴之用，本非标准。然而陈慢迂缓，也是大病，可以吸收些典正工作，但实在不合实用。这种风格，是从灵运那里发展而成的。其次是排比事物，讲求对偶，虽然能看出识多见广，但这也造成约束。有的全借古语，以表达现在的感情，牵强曲折，简直像木偶说话，只能看到些事例，完全见不着情致。这类作品和傅咸的五经，应琚的指事等著作，虽不能说全似，可也相差不多。其三是作诗的发端开头出语惊挺，使用的音韵节奏险窄急促，形象刻画追求淫艳，务使读者炫心动魂。这种诗也像颜色中有红、紫，音乐中有“郑、卫之声”一样。这种风格是受了鲍照的影响。除了这三种风格，我还想说点别的：作诗为文，应当注重天机自然，同时要有史传之类文化内涵，并且要有感而发，不要先设框架，无病呻吟。语言表达以简洁明了为尚，行文遣辞最忌故弄华丽高深，要有和谐的音乐美，给人滋润婉切的艺术感受。也可以适当吸收民间歌谣，轻松明快，不雅不俗。这样也会造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总之作诗为文，有如轮扁斫轮一样，其中妙道，一言难尽，作家和评论者们，很少有人能称得上成熟了的。这不仅是因为大家的认识不相同，作诗为文之道的复杂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清谈家的作风，往往是理胜其辞，若从这里出发要求文学，必然会对文学产生不良影响。因此能做到文理兼备的人是很少的。
赞语：要深切地感知人生，还要学习和体味文化精神，然后才能挥笔成文，于是文坛便如春园，万紫千红。
